当美国国会山上的“不卖就禁”法案步步紧逼，TikTok并非坐以待毙，而是选择了一系列被广泛解读为“反击”的行动。那么，这场看似以卵击石的反击，究竟有没有用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，答案并非简单的“是”或“否”，而更像是一幅描绘着法律博弈、舆论拉锯、用户动员与地缘政治角力的多维图景。

首先，我们必须明确TikTok“反击”的具体内涵。这并非仅仅是公关层面的喊话，而是一套组合拳。正如参考文章所提及的，核心策略之一是“上秤行为”，即将整个事件彻底公开化、透明化，摆到全球用户的天平上，让公众来称量其分量。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其在美国应用内直接向用户推送弹窗，呼吁他们联系国会议员表达反对意见。这一举动，直接将战火从华盛顿的政治密室引向了广阔的用户群体，试图将立法者置于汹涌民意的直接压力之下。

这种动员用户的策略，其“有用性”体现在几个层面：

1. 制造政治成本： 短时间内，国会办公室的电话被打爆，邮箱被塞满，这无疑给议员们制造了直接的麻烦和可见的压力。虽然单一事件未必能扭转根深蒂固的政治立场，但它清晰地展示了TikTok在美国庞大的用户基数及其潜在的政治动员能力。这对于需要选票的议员而言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。它提醒政客们，封禁TikTok并非没有代价，可能会疏远一部分年轻选民，尤其是在选举年。
2. 塑造舆论叙事： 通过弹窗和持续的公关活动，TikTok极力将这场斗争描绘成“保护1.7亿美国用户的自由表达平台”、“维护数百万依赖TikTok维持生计的小企业和创作者的经济权利”。这种叙事策略，巧妙地将企业的商业利益与美国社会高度重视的言论自由、经济机会等核心价值观绑定，试图争取更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。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外国公司对抗美国政府的问题，而被提升到了捍卫美国本土价值观的高度。这在一定程度上，确实赢得了部分用户、创作者群体乃至一些公民自由组织的声援。
3. 争取法律空间： 用户和公众的广泛关注，为TikTok后续的法律挑战提供了舆论基础。当一个议题成为公共焦点，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，往往会更加审慎，尤其是在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（言论自由）等基本权利时。TikTok的反击，实际上是在为其未来的诉讼铺路，积累民意和道义上的筹码。

然而，这种反击的“有用性”又是相对且有限的。我们必须看到其面临的巨大挑战和潜在的负面效应：

1. 难以撼动“国家安全”的铁幕： 美国政界推动封禁或强制出售TikTok的核心理由，始终是所谓的“国家安全”担忧，即担心用户数据被中国政府获取，或者平台被用于传播影响美国舆论的宣传。尽管TikTok一再强调其数据存储在美国、由美国公司（甲骨文）监管，并设立了复杂的“德克萨斯计划”试图隔离数据，但这种深层次的不信任感，植根于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大背景下，并非几次用户动员或公关宣传就能轻易化解。“国家安全”这张牌，在华盛顿拥有极高的优先权和说服力，足以压倒许多经济和言论自由的考量。
2. 反作用力与政治极化： TikTok直接动员用户的做法，虽然声势浩大，但也招致了部分议员和评论人士的强烈反弹，被指责为“滥用平台影响力干预美国政治”、“外国势力的宣传机器”。这种指控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对立，甚至可能让一些原本立场摇摆的议员更加坚定地支持限制措施。它将TikTok更深地拖入了美国党派政治的漩涡，使其处境更加微妙和危险。
3. 法律战的漫长与不确定性： 尽管TikTok已经提起诉讼，主张法案违宪，但法律程序往往旷日持久，且结果充满变数。美国政府可以援引国家安全例外等原则进行抗辩。最终判决结果如何，难以预料。即便赢得初步禁令，也可能面临持续的上诉。法律战可以拖延时间，但未必能赢得最终的胜利。法律武器是重要的盾牌，但能否抵挡住强大的政治冲击波，仍是未知数。

除了用户动员和法律诉讼，TikTok的反击还体现在其他维度，其“有用性”也各有侧重：

• CEO周受资的国会听证与公关形象塑造： 周受资多次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，尽管场面常常充满火药味，甚至被刻意塑造为“拷问”，但他的冷静应对、专业陈述，以及试图展现的开放透明姿态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认知。他努力将TikTok描绘成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化科技公司，而非“邪恶轴心”的代理人。这种个人化的沟通，旨在打破刻板印象，争取理解，其效果虽然难以量化，但在软化部分公众和精英态度上，或许起到了一定作用。
• 加强游说力度： TikTok投入巨资在美国进行政治游说，聘请经验丰富的说客团队，与议员、政府官员进行沟通，试图从内部影响决策。这是传统企业应对政治风险的常规操作。游说的“有用性”在于其直接性和针对性，能够将企业的诉求和论据精准传递给关键决策者。但在当前高度政治化的氛围下，尤其是在涉及对华政策这一敏感领域，传统游说的效果可能大打折扣。
• 国际舆论的策应： TikTok事件引发了全球关注，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美国单方面的“长臂管辖”和可能引发的互联网分裂表示担忧。这种国际层面的关注和潜在压力，构成了对美国政府行为的一种外部约束。虽然美国内政决策受国际舆论影响有限，但这至少让美国在推行相关政策时，需要考虑其国际形象和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。

综合来看，“TikTok反击有用吗？”的答案更倾向于：有用，但作用复杂且有限。

它的“有用”在于：

• 成功将议题公开化、复杂化，避免了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被迅速处理。
• 有效动员了核心用户群体，展示了其社会根基和潜在的政治影响力，增加了封禁的直接政治成本。
• 在舆论场上部分扳回了叙事主导权，将自身与自由表达、经济权利等普世价值挂钩，赢得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。
• 为法律诉讼争取了时间和空间，并积累了部分民意基础。
• 让全球看到了美国在处理科技与地缘政治问题上的强硬手段，引发了关于数字主权、平台治理和公平竞争的更广泛讨论。

它的“局限性”在于：

• 未能从根本上消除美国政治精英层对“国家安全”的深度忧虑，这是推动立法的核心动力。
• 用户动员策略可能引发反弹，加剧政治对抗。
• 法律战结果高度不确定，且耗时漫长。
• 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和两党共识，单一企业的反击力量终究有限。
• 最终结果可能更多地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宏观走向，而非TikTok自身的努力。

因此，TikTok的反击更像是一场艰苦卓绝的阵地战和消耗战。它不是为了追求一招制敌的完胜，而是在极其不利的战略环境下，利用一切可用的资源和手段，尽可能地拖延时间、争取空间、改善条件、影响认知，并为最坏的情况（如法律诉讼）做好准备。 这场反击本身，无论最终成败，都已经成为了全球化时代跨国科技企业遭遇地缘政治冲突时，如何进行博弈与抗争的一个典型案例。它的“有用性”不仅在于是否能保住美国市场，更在于它所引发的关于平台权力、用户权利、国家安全边界以及全球数字秩序的深刻反思。这场斗争的意义，或许早已超越了TikTok本身。